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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因為厌倦了中国妻子富豪生活英国丈夫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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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秀麗的離婚事件中,其前夫霍根向英國媒體透露,自己只向身家12億英鎊(約合人民幣123億元)的戴秀麗要了100萬英鎊的贍養費,100萬英鎊並不算多,但他認為只要省著點花,已足夠他過下半輩子的了。

中國職業足壇首位美女老闆、《福布斯》估計坐擁近12億美元身家的戴秀麗要離婚了。她的丈夫、57歲的托尼·霍肯(Tony Hawken,也有媒體稱之為Anthony Hawken)日前接受英國《泰晤士報》訪問時稱,自己已向戴秀麗提出離婚,想要結束兩人21年的婚姻,原因則令人瞠目:自己厭倦了太富裕的生活。

丈夫厭倦富人生活

51歲的戴秀麗是中國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的始創人。她在哈爾濱出生,做過五年記者。 1991年,戴秀麗赴英國學習英文時,透過相親結識任職數學老師的丈夫霍肯,婚後又名秀麗·霍肯。 1994年,戴秀麗回國發展房地產生意,並於1996年創立人和,靠租用棄置防空洞大搞地下商城起家。她現在擁有22家“地下商場”和一支中國大陸足球隊。

英國丈夫厭倦中國妻子富豪生活 離婚! 雖然戴秀麗的商業帝國迅速崛起,但丈夫霍肯完全沒有參與戴秀麗家族的生意。 Linkedin網站上顯示為Anthony Hawken的人名資料顯示,這位霍肯先生於1995年3月起在哈爾濱大學作為講師教授英語計算機科學,一年零一個月後就返回英國,此後先後在英國幾所學校裡做講師,一直到2006年辭職。他目前在Linkedin的狀態是“自由職業”。

霍肯因厭倦富人生活而選擇離婚的舉動並非毫無預兆。早在2011年5月,戴秀麗進入全英富豪榜之際,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採訪的時候就透露,自己的生活因為妻子的財富而被影響,“ 妻兒花錢大手大腳”。 《星期日泰晤士報》披露,這對夫婦在過去二十年聚少離多,妻子戴秀麗更喜歡呆在中國處理她的事業,霍肯則堅守在一座與自家的經濟實力和身份地位相距甚遠的房子裡—倫敦郊區一棟三居室半獨立住宅。直到自己的藏書堆滿了所有房間,再沒有任何多餘的空間,他才於2011年搬進薩里郡一處價值150萬英鎊的豪宅里。

戴秀麗買了一台55英寸電視,即便在中國普通中產家庭,這也不算奢侈,霍肯卻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原來的那個電視已經很好,為什麼要新的?因為節儉,霍肯多年來一直開著一輛舊尼桑轎車,他的朋友因此大多不知道霍肯一家的實際經濟狀況。

兩架私人飛機在中超絕無僅有

戴秀麗的中國生活則是另外一番景象。她雖然不算是傳說中那種高調的中國式土豪,但 在中國的名利圈內,勤儉低調並不被鼓勵,也不符合上層的習慣。早前媒體稱,戴秀麗的香港公司位於中環,地下車庫私屬的十個車位,“停的均為賓利、勞斯萊斯這種級別的豪車”。人和在香港擁有的一艘大型豪華遊輪,市值估計上億,“在香港只有李嘉誠的遊輪能與之媲美,而公司所屬的兩架私人飛機在中超俱樂部投資人中也是絕無僅有”。 《泰晤士報》稱,霍肯有一次與戴秀麗及親戚到中國,眾人坐遊艇出海,戴秀麗帶來一批每瓶價值逾900英鎊的貴價酒與眾人分享。

對於更多的中國富豪來說這些算不上太奢侈,但 人與人的追求總是不同的。對於平時、不修邊幅滿足於每瓶十鎊的平價酒、愛在Wetherspoon pub(英國一連鎖酒吧)吃午餐,也不喜歡名牌的英國人霍肯而言,妻子的生活過於鋪張奢侈,且毫無必要。作為典型的英國中產階級,霍肯習慣性地保持自我節制的消費理念,因此與富豪妻子的相處,更多地變成了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抗爭”。

這種生活,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在其《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一書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那些娶了一位大學里相識的中上階級太太而在階級序列上跳躍上升的男性,有時會對改變自己的日常習慣而感到憎惡與惱火。比如,他們會堅持稱晚餐為TEA,會在花園裡種下蒲葦和萬壽菊,會拒絕將豌豆放在叉背上,會故意在聖誕晚宴上說出toilet或settee之類的詞來激怒他的岳母。”

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走到了抗爭狀態,離婚就成了順其自然的結局。

沒落貴族遇上中國土豪

對於財富的不同理解,不僅來自中產階級和財富新貴之間的天然反感,這背後還有令人無奈的中西方對於財富和消費的理解差異。從這個角度來看,霍肯鬧離婚或許沒有那麼令人詫異—他們之間是東西方文化不可逾越的鴻溝。畢竟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寫,“一方面是尚未受到損害的天真未鑿的生活享樂,一方面是恪守律條的矜持的自我節制和傳統的倫理行為,這兩種態度甚至在今天也是構成英國民族特點不可分割的組成因素。”英國人享受本真生活和自我節制這兩點,恰恰與不必要的財富很難相容。在霍肯離婚的選擇背後,更多像是一種拒絕被金錢改變的文化和對自我的堅持。

17世紀發起的清教運動,讓清教主義在西方社會紮根。在新教運動後,西方社會對於財富和消費形成了獨特的理解,並以此影響了之後數百年整個西方世界的走向。在世俗生活上,清教徒主張節儉、勤勞,厭惡懶惰和邪惡,馬克思·韋伯認為,這些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觀念及財富觀念產生深遠影響。 “世俗的新教禁慾主義與自發的財產享受強烈地對抗著,它束縛著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西方富豪們並不會無節制地揮霍金錢, 在他們的文化中,對金錢的節制才是美德。

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會有巴菲特住在半世紀前買下的舊屋這種故事。與此相類似, 在餐飲、出行等日常生活中揮霍財富,也常被認為是低俗之舉。幾年前比爾·蓋茨宴請胡錦濤主席吃飯時也只是做了魚排。這在西餐裡屬於“好的菜品”,而不是“奢侈菜品”。相比中國富人的奢侈消費方式,就連曾被歐洲人視為暴發戶的美國富豪也要內斂得多。他們的財富使用方式也日益趨近多元化。如學者梁濱在其《奢侈消費辯證觀:經濟學、社會學雙重視角評析》一文中所指出,“當今美國富人已經擺脫美國歷史上直露浮誇的單純以金錢的奢華來展示社會地位的行為方式。富豪們逐漸習慣於通過一些非常微妙的方式來炫耀財富和追逐社會地位,比如慈善捐款,以財富來換取政治地位等。”

而英國人,就更有那麼點愈是沒落的貴族,愈是刻意保持與暴發戶做派的距離的風格。 “特別是中產階級上層和上層階級,對錢更是敏感有加。”凱特·福克斯曾舉例,“英國人認為談論人們花了多少錢買聖誕禮物,是無與倫比的粗俗”。從婚禮、聖誕到喬遷和葬禮,越是上層階級的儀式,越是傳統、簡單,當然,這並不代表他們不講究。

至於來 自神秘東方的土豪們,完全是另外一副做派。這種文化差異在很多地方都有體現。英超的兩位華人老闆,香港的楊家誠及馬來西亞的陳志遠,先後都引起了英國球迷的反感。陳志遠買下卡迪夫城俱樂部時,風頭一時無兩。但土皇帝式“改朝換代”的做法—改掉球衣顏色、隊徽以及卡迪夫城的隊名—很快引起了球迷們的激烈反對。陳志遠本人對這些反對則很迷惑,“我把俱樂部從債務纏身、瀕臨破產中拯救出來,耗巨資打造出51年未有過的輝煌,但是,有些球迷不懂得感恩,令我十分失望。”

對於財富的不同態度,體現了不同文化的成熟程度。在賺取財富相對規範的社會,人們對財富並沒有太多的驚喜。同時,如果一個社會的追求越來越多元化,那麼財富就會更多地被用來彰顯其他方面的人類價值。在戴秀麗的離婚事件中,霍根向英國媒體透露,自己只向身家12億英鎊(約合人民幣123億元)的戴秀麗要了100萬英鎊的贍養費,100萬英鎊並不算多,但他認為只要省著點花,已足夠他過下半輩子的了。

至於他自己的事業—幾年前霍肯已經從學校辭職,開始 免費教窮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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